我们是简单奉行物竞生存论，还是应当也重视社会和谐价值？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变化，有些人能够适应变化，但也有很多人并不容易适应变化。

同样的，日本制宪也受到了美国宪法理念的深刻影响。针对煽动战争的言论，要进行法律上的限制，使其符合宪法和平秩序的要求。

在美国的政治哲学中，宪法是拘束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国家权力的根本契约，是规则理性与程序正义的普通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从立宪过程来看，《美洲人权公约》是美洲各国宪法制定的共识来源，对美洲各国的人权体系、国家机构、法律文件等都产生了深切影响。在和平理念的普照下，宪法描述了整个共同体的同一性，并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国与国之间不再兵戎相见，国家也不再学习战事。在意大利，1923年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人在既定的宪制框架下，借助新选举法获得了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选票。

这些内容影响了1948年《意大利宪法》第11条以及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24条等条文规定。（二）作为新型人权的和平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人民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现有草案在一般规定的第993条规定了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制度。

应针对算法歧视作出规定 在今天，大数据和算法的广泛应用，造就了大数据杀熟、搜索引擎操纵搜索结果、智能APP精准推送等极为普遍的日常现象。还值得指出的是，本编还存在其他的法条竞合条款，例如第1030条（民事主体与征信机构等信用信息收集者、控制者之间的关系，适用本编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此类条款同样应当删除或迁移至竞合的相关条文所属章节（譬如，第1030条信用权条款应迁移至个人信息保护之下，因其本质上仍然属于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处理问题）。但值得探讨的是，它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之间形成并列关系，逻辑上是否妥当？就此而言，一方面，从比较法的经验来看，所谓安宁权（right to be let alone）其实可以被私密空间这一范畴所涵盖，因为私密空间既指物理空间，也指心理空间（譬如，心灵里的秘密花园）。那么，将其纳入隐私权的保护框架之下，其妥当性就值得商榷。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条款不应列入一般规定 人格权编的一般规定相当于整个人格权法的总则，用以确立人格权法具有一般性意义和普遍适用价值的制度。

而2018年8月的民法典一审稿第789条第二款也曾规定：禁止向接受实验者支付任何形式的报酬，但是可以给予其必要的补偿。应当说，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问题，因为此条将法律保护取决于死者近亲属的存在及其生存期限。这一规定源自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所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的保护十分不利，因为在行为人行使舆论监督的场合，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难以截然分开。因此，本条建议修改为：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二者的价值导向正好是相反和相互冲突的，不可能同时适用。这样既简便易于操作，具有可预见性，而且也符合平等原则。但由于前引司法解释的存在，批判者最终仍然被法院判决侵权并应承担责任，典型案如2011年范曾诉郭庆祥案。而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民法总则》已经采取了新的法人分类标准，机关、企业、学校分别属于特别法人、营利法人及非营利法人。

这显然不当扩张了隐私权的范围。事实上，能够进行商业化利用的人格权要素，基本上仅限于姓名、名称、肖像等有限的人格利益，而并非所有的人格要素（至于某些人允许他人使用其隐私来出版作品或者拍摄影视剧等，这在性质上并非许可使用，而是权利人放弃隐私。

没有近亲属的，检察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第一款）。但由于侵权发生时已无近亲属（譬如单身人士，或近亲属已先于其亡故），则法律将不予保护。

譬如，1986年《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都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分类（如国务院1993年印发的《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公安部2011年发布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将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置于一般规定部分，还容易形成设置人格权编是为了鼓励人格商品化的错误观念，与其保护人格权的初心相悖。因此，此类技术的滥用，将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风险与损害。必须要看到的是，人体基因、人类胚胎方面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现有世代的利益，而且更涉及到未来世代。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本条在二审稿及此后的草案中被删除。因此，本条建议修订如下： 自然人死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因此，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条款不用置于一般规定之中，建议迁移至肖像权一章（可考虑与第1023条合并）。因此，法国民法典第16-6条规定：不得对自愿就其人体进行医学实验、摘取器官或产品的人支付任何报酬。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第一款）。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尊严这一概念可扩展适用至胚胎、胎儿、遗体。

基于对方所实施的一些客观事实，批判者有时难免对其品格作出负面评价，这本属于应被容忍的正常批评。自然人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为其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其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

名誉权侵权纠纷应确立真相例外原则 对于名誉权侵权纠纷，比较法上有著名的真相例外（拉丁文为exceptio veritatis）原则。如损害公共利益，可由检察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代为提起诉讼。因此，在有些情况下，算法运行以科学的名义得出的某些结果，其实往往只是印证了人类世界既存的某些偏见：说到底，算法可以具有某种知性（理解力），但智能并不能赋予机器人以理性。但是，该条对比例性原则的考量因素列举不妥：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并非属于同一逻辑层次，而且它们的逻辑排序存在问题。

自人的生命伊始即确保对人的尊重。然而，现有民法典草案第1027条规定：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描述对象，含有侮辱、诽谤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生命伊始的措辞显然溯及到人出生之前的孕育阶段。但职业一词过窄，因为很多网红只是业余兼职而非其职业，改为身份似更适宜。

因此，建议在基因研究等问题上应继续贯彻代际正义原则，本条建议修改为： 涉及或影响人类基因组、人类胚胎改变的研究及其他行为，应当以治疗疾病和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并依法通过伦理审查，不得危害人类健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不得损害未来世代的利益。因为这些都是生命这一范畴的内容，胚胎及胎儿甚至遗体都属于生命的必然延伸。

如侵权发生时死者无近亲属生存，则可由检察机关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代为提起诉讼。然而，实践中，在一些专业性的文艺批评中，批判者尽管客观陈述了对方文艺创作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事实，进而以此为据批评对方的艺徳甚至为人，其实这本来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而消费者过度依赖或迷信算法决策则可能导致很多论者所担忧的算法统治。因此，建议删除本款规定。

而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侵害，则无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如果死者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在其死后别人立即将其肖像、姓名注册商标。

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每天都在被随意收集、共享和滥用。建议本条修改为：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过错程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包括行为的目的、方式、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身份、影响范围等。

另外，本条禁止侵害的对象仅限于生命权，显然过窄。本条文引入了生命尊严这一重要范畴，有重要意义。